和平文化范文10篇 -凯发pa娱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影响，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2000年8月28—31日，联合国召开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宗教领袖共同参与的“宗教和灵性领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会议发表的《为全球的和平而奋斗》的宣言，表示各宗教团体应当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气氛下，为和平、公正、消除极度贫困、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团结而共同奋斗。紧接着，9月8日联合国又召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各国政府首脑聚会，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通过“千年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大自然以及共同责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决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环境。2000—2010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和平文化年。对这样的全球共识，中国的和平文化无疑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影响，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关键词：历史课教学和平与发展和平文化主流

摘要：当今人类已经走入“地球村”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已经关切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历史课教学不只是学史.鉴今，而且还要弘扬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理念，因此，历史课教学以和平文化为主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当代中学历史课教学应以和平文化为主流的必要性

1,是中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

学史鉴今是历史课学习和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目前在中学历史课教学中的基本现状似令人忧虑，多数教师只是泛泛讲述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事论事，对于该历史事件有何深刻的内涵与现实影响，或给中学生以怎样的启示等方面做得很不够；相反，有的教师即使想挖掘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但是不正确的教学论、世界观给中学生以极大的伤害与误导。如在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讲述和现实愈义的挖掘上，以不同的语言和观点来处理，就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后果。

一种讲述是片面强调联军罪行，这会使学生形成狭胜的爱国主义观点和民族复仇主义，盲目排外。这不但影响当前的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不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论文摘要：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政府围绕构建“文化中国”的战略大局，积极实施文化外交，这不仅表现在文化外交工作日趋理性、自觉和务实，而且，文化外交的内涵和手段也在不断地拓展、丰富和多样化。中国的文化外交虽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但文化外交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切实加以改进和完善。唯此，才能增大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空间。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外交；和平发展；软实力；国家形象

文化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所从事的、以开展对外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的外交活动。它对建构国家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围绕构建“文化中国”的战略大局，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实施文化外交，为实现跨文化理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日趋自觉、理性的中国文化外交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悠远。新中国成立后秉承这一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一幅幅动人心玄的华丽篇章。但是，由于受当时世界冷战对抗格局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开展文化外交时针对不同国家所采取和实施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官方即政府间的文化外交方式进行的。中国不仅同有关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条约、协定，而且，还通过互派留学生、人员访问等方式，促进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则基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孤立战略而导致政府间文化外交舞台非常有限的现实，中国主要采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工作方式，争取通过积极拓展民间文化交流，来推动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开展。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家战略中心向经济工作的重大转移，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作用的日趋突出和显现，中国政府在围绕经济工作中心大力开展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议会外交的同时，也逐渐把开展文化外交纳入到同经济、政治外交并列的外交战略总体布局中来，文化外交的自觉性、主动性空前提高，并日趋走向理性、务实。

1、文化外交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强调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时，就明确指出了“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的战略要求。以为总书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创新了邓小平的这一外交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97年l0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作为新世纪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壮大自己，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成功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引进来’方面成绩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大战略。”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认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总书记在第10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任务。2007年l0月，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新时期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一系列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外交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活跃期。

摘要：中国“和合”文化底蕴丰富，渊远流长，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和合”蕴含着事物与其所处环境多元统一、和而不同、追求总体结构整合统一的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强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对传统“和合”思想深入分析、解读的基础上，全面系统论述了“和合”思想的现实意义．论述了“和合”思想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和合”思想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和平与发展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与内涵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

“和平发展道路”，最初又称为“和平崛起道路”，是我国理论界首先提出和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03年l2月10日，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第一次向外界明确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随后在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角色和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阐释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摘要：和平教育的内涵包括人权教育、全球教育、冲突解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环境教育等。和平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社会不公正、拒绝暴力和防止战争，其教学方式是整体的、参与式的、合作的、体验式。在社会变革加剧、国际国内矛盾复杂的背景下，要求确立与现代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和平教育的基本理念，即系统式教学理念、参与式教育理念、分享合作的教育理念和体验式教育理念。与普通教育者相比，从事和平教育除了具备一般教育者应具备的素质外，教育者还应具有良好的情感的表达能力、公正地对待学生、善于处理学生间的矛盾纠纷等能力等良好的素质。

关键词：和平教育；意义；基本理念；素质要求

1和平教育的内涵

和平可以被定义为在人类生活的个体、群体层面上表现出的精神、社会、政治、道德和精神状态。和平教育是运用教育的手段解决校园的欺凌、国家内部的区域冲突、种族矛盾，国家之间的战争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冲突，和平教育最终结果是人类从以自私、好斗、自我为中心、向以尊重生命、坚持基本善恶观等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和平教育在内容和过程上具有多维性和整体性，和平教育的内涵包括：人权教育、全球教育、冲突解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环境教育等。1．1人权教育。人权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适性和道义性，是它的两种基本特征。在1948年联合国宣布《世界人权宣言》之后，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普遍将人权的概念引入教育内容中。人权教育有助于和平，尊重基本的人权为现代民主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尊重人权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在当今主流社会的宪政体制中，宪法一般都将人权明细化和法制化。但是人权作为“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宪法的作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通过人权教育使学生认识到人权是自己最基本的权利，例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公正权，建立尊重人权的价值观，既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不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1．2全球化教育。全球教育被定义为能够帮助个人学习和关心其社区之外的世界，并超越文化条件、种族中心观点、看法和行为的所有计划、项目、研究和活动。全球教育理事会将全球化教育定义为“负责任地参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的教育”。全球化教育应该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确立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核心价值和普遍原则；全球化教育是面向世界的，在生态、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全球化教育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1．3争端解决教育。在个人之间，以及各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及时化解矛盾争端是和平教育的重要内容。争端解决教育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安全而有建设性的环境；促进学生的情感发展。教导学生成为和平缔造者，包括创造一个合作氛围，当产生矛盾争端时鼓励各方达成彼此可接受的解决分歧的办法。争端解决教育重在对青少年的性格培养，学习管理情绪的能力以及各种危机场面的处理技巧，例如及时的沟通交流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由于误会产生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充分的沟通交流化解，以达成争议双方共赢的凯发pa娱乐的解决方案。良好的情绪管控能力，许多矛盾争端的产生以及扩大，是由于情绪失控乃至出现双方都不利的局面，通过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为矛盾争端解决创造良好的基础。1．4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是在多元文化国家或人口文化多样的国家开展的教育运动。我国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不同，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如何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者群体相处就显得非常重要。多元文化教育通常被定义为“帮助学生理解和欣赏文化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认识到不同群体的成就”。多文化视角的教学不仅鼓励学生欣赏和理解其他文化，也鼓励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它促进个人认同自己的文化背景，同时能够接受他人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文化教育使学生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差异和共性，消除本土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接受并且尊重不同文化的个人和群体。1．5生态教育。生态教育是关于环境、为环境而教育以及通过环境进行的教育。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的恶化，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环境破坏的影响：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森林和其他资源的枯竭；以及全球变暖。生态教育逐渐在受到重视是对生态危机在教育上的回应，人们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需要改变。生态教育寻求赋予人们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和新的价值观，使他们能够与自然和平相处，以便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以和平为导向的生态教育教导人们要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和平教育的现代意义

2．1和平教育与道德教育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不仅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要提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在道德教育领域，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关注人的需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进行主体性道德教育，它体现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提出的要求，这与和平教育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世界主要宗教传统、人道主义伦理、甚至原始的道德体系都阐明了激励争取和平的原则。基本的道德原则包不仅包括尊重人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形式。2．2和平教育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平教育从长远来看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过和平教育为许多问题提供非暴力、人道和生态的凯发pa娱乐的解决方案。战争是全球安全的主要危险，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它已经给无数代人带来了而且正在给许多地区人们带来不幸。战争导致了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暴力的合理化，如战时强奸和性奴役和种族灭绝。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战争成为追求国家利益的合法手段。战争还带来许多其他负面因素：增加军事力量、发明更尖端和更具破坏性的武器、发展间谍技能和技术和对敌人使用酷刑等。和平教育挑战了战争无法避免的长期信念，即暴力是人类天生固有的。和平教育改变社会公众对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心态，并且提供可以解决矛盾分歧的替代方案，防止人类社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2．3和平教育是人格完善的重要内容。人格完善是指一个人不断认识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结果。当遇到矛盾纠纷时，能够采用和平的方式处理是人格完善的重要表现。通过和平教育使人认识问题更加深刻，避免片面化地认识问题，掌握各种争端处理的技巧，可以调节个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和平教育使人们明辨善恶，在处理各种事务上更加豁达，不会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认识到自己对家庭、他人和谁的义务与责任，从而正确选择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

“中国印”摩崖石刻和“中华和平龙”建设的意义与影响

在北京市密云县建设“中国印”摩崖石刻和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为推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于同时期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和创意,在得到肯定和支持后,予以全面发起和大力推动的重大文化项目。目前,“中国印”摩崖石刻已于今年7月13日即北京申奥成功7周年之际正式落成,成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的一道壮丽景观;“中华和平龙”建设的创意和设计方案在去年年底向全球广泛征集后,今年又进入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的重要阶段。可以相信,这两个文化项目的实施,一定会对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汉字,是中华文化在抽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龙,是中华文化在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长期以来一直对汉字文化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多次指出,汉字具有抽象性和形象性结合的意蕴和结构,不仅在意蕴上可以不断纳入时代精神,推陈出新,而且可以在结构上通过艺术造型,产生新的重大文化内涵,“中国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而龙文化的内涵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这可以从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形象的合成和龙文化的民俗民风项目舞龙和赛龙舟是个人与集体力量有机融会的特殊项目这两个基本事实予以证明。这说明,无论是抽象状态意义上还是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载体,其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内在气质,而这种气质与奥林匹克精神所强调的“和平、友谊、进步”也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因此,用“中国印”摩崖石刻和“中华和平龙”建设这样两个文化项目来体现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对接和结合,本身就具有在理念上和气质上完全相通相合的境界。

“中国印”摩崖石刻建设在北京市密云县这样一个生态县,“中华和平龙”将建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说明我们在建设人文项目时,同时追求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印”是北京奥组委经过征评而确定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用摩崖石刻方式建设既定的文化标志,相对而言可以推进得快一些;而“中华和平龙”的建设,首先要通过面向海内外征集创意和设计,确定能够表现中华龙“和谐共生、团结合力”内在特质的方案,相对而言其精神劳动量会更大、更复杂一些。因为,将“中华和平龙”建设在以“奥林匹克”命名的公园,标志着中华龙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永远贯通,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把精神劳动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稳妥一些。现在,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台湾有关机构共同发起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必将把“中华和平龙”创意和设计的征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将是我们要推动的永恒事业。我相信,这一事业将在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腾飞的历史进程中,同时走向成熟和辉煌!

和谐共生团结合力

摘要：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峰会上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构想，在新世纪为人类社会展现了光明的发展前景，体现了把握人类发展未来的自主精神。为了更好的对和谐世界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文本细读法、综合分析法，对中国前三代领导人关于和平外交的理念以及中国“和合文化”进行梳理以及人类发展规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后，提炼出了对中国新时期新阶段“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价值的研究，可以说同志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是对中共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同时也为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谐世界思想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和谐世界理论价值思想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将“和谐”理念拓展到国际事务领域，逐步形成了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2005年4月22日，主席在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构建和谐世界。9月15日，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向全世界郑重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理念。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具有很深的理论意蕴，因此，需要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

一、和谐世界思想是对前三代中国领导人有关和平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1.和谐世界思想是对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为上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这为我国如何处理国际间关系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同时也成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先声。1955年5月26日，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强调了“和平为上”的理论，这一理论的首次提出是针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系统分析和我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慎重提出的。指出：“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战争中固然双方都损失物质和生命，但是，历史证明战争有一个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是不利的。”始终认为“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和平为上，不怕战争，也是国际战略的一贯思想。曾经指出：“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和为上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在1953年12月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以、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

和谐世界思想是对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为上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和谐世界思想是从人类和平发展的愿望出发，去“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思想的和为上是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的一种高层次的和谐理念，它不带有任何强制性，并且是一种高度包容性的和平思想。和谐世界思想是以实现世界各民族、各个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为前提的，只有这样世界才有可能避免战争，人民才有可能拥有持久的安定生活。

两岸和平发展之概念共识

1895年以来，海峡两岸人民饱受战乱和政治动荡之戗害。对于经历过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和平稳定的生活弥足珍贵。早在1953年12月31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此作为指导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但是，当时中国大陆居于主流的世界观还停留在“世界革命”阶段，受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认识和复杂的周边环境影响，和平共处原则并未真正成为当时大陆的世界观和主流价值体系。“”期间，中国大陆陷入近百年来最疯狂的政治动乱，那时的中国大陆不仅没能与国际主流社会实现和平共处关系，而且还有过“输出革命”的豪言壮语。在大陆内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极左思潮下的群众运动让大陆政权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物极必反，“”意外地使中国大陆社会意识形态回归稳健与成熟，不仅与国际主流社会走向“和平共处”，而且在大陆内部形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流意识。1978年底开始，中国大陆步入了历史上难得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阶段。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主张透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尽快实现通邮通航，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察。”［1］经过30多年的平稳发展，中国大陆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中国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主张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的智慧。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2］他在讲这个问题时，直接就提到了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论述。［3］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中国大陆30多年来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不难理解，两岸和平与发展当然是中国整体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可以视为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主张在两岸关系领域的具体化。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方对两岸和平的强烈关切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理解和高度重视，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方面开始公开用“和平统一”的主张取代“解放台湾”的传统论述，两岸关系翻开历史性的一页。“两岸和平发展”这一概念究竟由谁最早提出，目前并无定论。中国大陆知名学者辛旗早在1992年9月发表于台湾《中国论坛》的文章《对中国统一前景的几点思考》中，就提出过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的概念，可见这一概念至少有20年以上的历史了。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演变也受到其治国理政思想变化的影响，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的思想既强调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也强调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因此，海峡两岸的和谐问题也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构建和谐的两岸关系，并撰写了论文和著作。在2005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维护台海和平和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在这里，大陆官方版本的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共同发表“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是两岸和平发展第一次成为两岸主要政党的共同政见。国共两党共同体认到:“和平与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已分别列入国共双方重要文献。2007年10月发表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在涉台部分800多字讲话里面5次提及“和平发展”。在台湾，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主张也是许多朝野代表性人物的共同语言。民进党领导人曾多次提及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早在2004年4月24日陈水扁在台中举办谢票感恩晚会时说，“我们要凝聚朝野共识，我们要来制订颁布‘两岸和平发展纲领’”。2005年2月谢长廷在他送往“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两岸关系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轴，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互动架构。2011年10月4日，蔡英文在东京表示，她有意愿和大陆领导人一同以“互利、明智、负责”的方式，用和平发展的共同语言，来推动两岸关系。不久前的2012年5月20日，马英九先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又两度提及“两岸和平发展”。然而，在海峡两岸的实际政治生活中，“两岸和平发展”理念基本上还处于概念行销阶段，尚未内化成为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不仅一般民众对两岸和平发展的内涵感到陌生，部分政治人物的实际言行更与两岸和平发展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两岸双方有必要透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深入系统地向两岸民众推介两岸和平发展这一重要的政治产品，让和平发展的观念深植人心，并且内化成为两岸关系互动中的行为准则。

两岸和平发展政治意境分析

尽管多数人对“两岸和平发展”的认识还停留在概念阶段，但是，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从模糊趋向清晰、从抽象走向具体也是不争的事实。最近4年来，两岸人民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两岸政治关系越来越平稳、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人员交往越来越便利、战争威胁越来越远离。为了加快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进程，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两岸和平发展蓝图所蕴含的更美好的意境。首先，“两岸和平发展”让我们可以超越政权之争的政治藩蓠，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海峡两岸之所以能够进入“两岸和平发展”阶段，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共识，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双方可以达成“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目标。海峡两岸双方已共同体认到，两岸目前各自所依循的法理精神和有关规定都主张“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在“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共识基础上，两岸在领土主权意义上同属一个国家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进行时，在此意义上的一个中国是不需要特别去追求的，需要的是两岸双方共同去维护和落实。有了这样的谅解，两岸双方就可以“正视现实”，暂时搁置某些高阶敏感政治议题，不再进行无谓的内耗，优先解决与两岸民生息息相关的需求问题。其次，“两岸和平发展”可以让双方摆脱所谓的“统独之争”纠缠，找到彼此之间的政治交集。长期以来，“两岸统一”被过度简化、曲解，甚至被污名化。两岸的统一绝非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的问题。今天，所谓的“台独”也到了必须正本清源的历史时刻，当年民进党内许多人主张“台独”，确有其时代的背景，甚至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确实有相当大的要求“台湾人当家做主”的成分。在事实证明即便在台湾内部也难以达成“法理台独”目标的情况下，“台独”主张面临“创造性转化”的问题。与被污名化的“两岸统一”和特殊时代环境下出现的“”或“两个中国”主张相比较，“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包容性更大，在这一概念内涵之下，两岸三方(红、蓝、绿)的立场和主张可以在多维政治空间下找到交集点，台湾人民的尊严、安全和利益诉求完全可以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解决。两岸三方可以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旗帜下搁置高阶敏感政治争议，争取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好的条件，最终以多赢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第三，两岸和平发展是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相辅相成和良性循环。“和平发展”一词本身就包括“和平”与“发展”两个既独立又统一的概念成分。营造一个非暴力的环境，确保人们有条件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中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巩固和平的基础，这就是和平发展。发展需要和平稳定，发展也可以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并为和平稳定提供新的智慧和足够的资源条件。2008年5月20日以来，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逐步转化成为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的政策行为，得到两岸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和肯定。在“和平中寻求发展”与“在发展中促进和平”的理念，为两岸全方位互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动力。正如所说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是我们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明确宣示要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下决心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兴衰不同的强国之路。其核心是以发展的成果增强维护和平的能力，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这一理念同样体现在发展两岸关系、实现和平统一的实践中”。［4］第四，两岸和平发展将为双方创造出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使双方得以从容不迫地解决政治难题。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和困难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差异造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的分歧。“五十六年来，两岸在不同的道路上，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5］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共识之下，海峡两岸双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相互包容，共同营造和谐、安定、互信的政治环境。两岸和平发展可以使双方都愿意给对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以实现两岸各自内部的全面发展。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文化上的融合创新，社会上的重新一体化，使得两岸人民开始彼此肯定、彼此欣赏、彼此学习，从而逐渐弥合双方分歧，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创造条件。在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熏陶下，人们长期以来有关两岸事务的心理、言论和行为模式将逐渐趋同。“以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以人为本”等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将成为指导两岸人民行为的圭臬。

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之社会化

尽管从理论上说“两岸和平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是，两岸和平发展要成为两岸共同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对于两岸民众来说，对两岸和平发展概念的认知仅仅是第一步。如何让双方民众从情感上接受，让双方人民了解到，这一概念并非任何一方强加给对方，也不仅仅对一方有利，而是双方的共同创造，更是两岸双赢的最佳选择，这项工作需要展现出大格局，体现出诚意。两岸和平发展要成为指导两岸人民的价值观，更需要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笔者认为，我们要透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使两岸社会的绝大多数政治参与者从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念上认同并接受两岸和平发展的理念，让两岸和平发展的观念真正内化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目标和规范。为了顺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进程，海峡两岸主流社会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公权力部门、政党、学校、媒体、宗教和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家庭等，都要行动起来，扮演政治社会化的“正功能”的角色。首先，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可以在各自内部做大量的政策宣导工作，强化民众政治上的自信，让民众对两岸和平发展感到放心。如前所述，依据双方各自依循的最高法理和规定，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这样的价值取向对双方来说都只是政治现实的描述，不存在自我矮化的问题，更不是改变政治现状。对于大陆方面来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政治定位，确立了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竞争性政权关系的性质。对于台湾方面来说，这样的定位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法理坚持，甚至也没有放弃既有的政治符号和立场。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在正视现实、不挑战既有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平等地以双方都方便的身份展开互动，优先解决发展的问题。其次，双方的媒体要倡导两岸和平发展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过程，而非权宜之计的理念。两岸和平发展要求两岸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现状”、“双方自我管理，井水不犯河水”。要引导两岸民众重新认识维护国家领土统一的真实意义，而且可以将所谓“台独”主张引导至“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论述。对于部分民众可能不理解或不接受的问题，双方也要增强自信心和包容度，只要不违背双方各自遵循的现行法律，思想和言论层面的不同意见应该受到尊重。章念驰先生曾经公开表示:“我们要尊重两岸关系的规律与特点，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不适当地把难以解决的问题拿到条件不成熟时机解决，要坚持搁置争议，让交流、交往、经贸文化关系、对话与谈判的进程越长越好，在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基础上，再解决政治分歧更为妥当。”［6］第三，两岸各政党和政治精英要将两岸和平发展的论述重点从高阶政治议题转移到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等民生问题。对于多数民众来说，空洞地谈国家、领土、主权、治权、政府、政权等概念都是相当抽象的。只有在国家、领土、主权、治权、政府、政权等概念与生活及利益相联结的时候，两岸人民才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共同的语言。以民为本，为民谋利是任何政治主张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最大来源。如果我们告诉民众，和平发展不涉及国家领土、不改变两岸政治现状，和平发展意味着两岸可以实现全面直航、签署ecfa、让更多“陆客”来台观光，民众就会理解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牛肉”在哪里。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扎实有效的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只要双方从人民的生活和利益出发，就可以超越一时无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困扰，将目光集中在如何实现便民利民，让两岸人民在合作中实现双赢，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也才更加深植人心。第四，两岸教育文化机构要在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鼓励多元和创新，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两岸和平发展的价值观要求双方承认并接受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价值，既肯定共同拥有中华文化传统，又在海峡两岸演绎出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新枝叶，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文化的融合创新是仅次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同属中华文化的信心基础上，两岸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不影响和平发展，而且有助于双方彼此吸引、彼此促进，在此基础上产生交流合作的更大动力，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两岸知识系统和话语系统的融合对接，将为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第五，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自下而上，先易后难的两岸交流交往制度化建设上，要建立在两岸人民共同的生活基础上。两岸公权力部门要鼓励两岸人民的交流交往，尽可能减少阻碍和限制两岸人民自由往来的政策障碍。随着两岸交流范围的扩大，双方公权力部门要定期从政策法规上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扩大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交往，让人民之间的往来更加正常化、便利化。目前两岸双方在人员交流交往层面还存在不少政策上的限制，建议双方在两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强的大背景下，检讨现有的管制措施，尽可能放宽限制，简化管理流程，让两岸各界人民正常往来，深入交流。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形成便捷顺畅的跨两岸有形网络和无形网络社会上。人员往来是两岸民众建立共同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的前提条件，在相互理解和价值观趋同的基础上，双方可以自然而然地找到新的利益交集，找到更多解决矛盾和困难的方法。

【内容提要】纵观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史，和平主义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命脉与价值取向。这亦可从马克斯·韦伯和罗素等西方大家的论著中窥见一斑。这一取向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培育与形塑的结果。

【英文摘要】asurveyofthethousandsofyearsof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论调。《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garten)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针对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李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之源。